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保ā墩撜Z·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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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暨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導師;浙江省儒學學會會長,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秘書長、《中華儒學論叢》主編,《儒學天地》主編等職。

 

                                                       一、觀點

 

1、儒家的根本精神

對于儒學的性質定位及其根本精神,學界解說不一,或曰“倫理本位主義”,或曰“泛道德主義”,或曰“道德理想主義”。我認為,儒學是“以德為體,以人為本,以和為貴”而集道德、倫理、政治為一體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其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精神。在儒家看來,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義和價值,就體現在對理想道德境界與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學所追求的,首先在于確立道德理性。但儒學的道德理性并不是脫離社會實踐的道德空想,而是對人的價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種“以德為體,以人為本”的道德人文主義。如果將儒學的根本精神定位在“倫理本位主義”,就可能誤導人們只重視外在的倫理秩序和人際關系,而忽略儒學的根本價值所在。而將儒學定位為“道德人文主義”,就能引導人們去發掘儒學的內在價值,指導人們樹立道德理想、關懷人生意義,從而有助于建立一個以人為本、多元和諧的文明社會。

儒學的根本精神決定了儒學的基本特性,即其道德理性、人文性、整體性、實用性和開放性。所謂道德理性,就是確立道德的主體性地位,人生與社會的終極理想以道德為依歸。這是儒學最根本的特性。所謂人文性。就是強調以人為本,以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為根本任務,關懷人的生死存亡??鬃?ldquo;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理想,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以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權力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的君子德操,都體現了儒學的人文性。所謂整體性,就是以整體宏觀地把握自然、社會、人生為其理性思維的特色。如“天人合一,民胞物與”、“萬物一體”、“知行合一”等觀念,都是儒學整體性思維的表現。

所謂實用性,表現為儒家“內圣外王,經世致用”的傳統。儒學要求將道德修養落實到安定民生、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實踐之中,而不是空談道德。所謂開放性,表現為重視兼容和諧與開放變革。儒家認為社會是不斷進步的,文明與物質的關系是辯證的,“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洞髮W》所引“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句,正是一種開放的、發展的歷史觀。

2、“良知”精神表現

王陽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這個“良知”精神表現在如下四點: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義。“良知”是心之本體,是進入圣門的秘訣,是知是知非的知識心,又是知善知惡的道德心。這正是陽明學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第二是人文精神。陽明學的人文精神表現在哪里?我覺得主要表現在王陽明對《大學古本》親民思想的堅守。因為朱熹《四書集注》中的《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陽明就依據《大學古本》力主恢復“在親民”的表述。這個“親民”就像孟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親之即仁之”,也是孔子所說的“安百姓”。這么一種重民生的民本精神,集中反映了王陽明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陽明雖然與朱陸有差異,但他主張折衷朱陸,會通佛老。他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東西。我曾經在陳鼓應先生主編的《道家文化研究》上發表一篇文章,探討王陽明與道家文化的關系。也有學者研究王畿,說其“四無”說很大程度上受了道家的影響。我覺得很有道理。盡管王陽明折衷朱陸、會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但我覺得這種折衷會通的精神卻是應當發揚的。它實質上是一種“和而不同”“多元包容”的精神。第四是力行實踐的精神。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把“致良知”概括為“行良知”,因為王陽明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工夫”。黃宗羲對這種力行實踐的精神解說得更明確,說王陽明“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說“圣人教人只是一個行”,這就是“行良知”了。

3、新“國學”的學科設置

我認為,“國學”作為一門承載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立學科,是一門綜合性、人文性的通識之學,應當擁有國家一級學科的權威地位。在這一級學科之下,可以分設“經學、史學、子學、小學、文學、藝術”等六大門類作為“國學”的二級學科。經學是指六經之學和歷代注經之學;史學是指傳統中國的史論、史著;子學是指包括儒、佛、道三教的諸子百家之學,與經學雖有某種重迭,但各有內涵,不能互相包攝;小學是指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專門之學;文學是指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散文、傳奇、小說之類;藝術一門,既是“學”,又是“術”,可分國藝、國術兩類:如音樂(國樂)、戲曲、琴藝、棋藝、書法、繪畫等皆屬國藝,如武術、醫術、方術、手工藝等皆屬“國術”,不應當排除在“國學”殿堂之外。但必須指出的是,鑒于現代學科門類已經非常專業化,國學只能突出其基礎性、綜合性、通識性的特征,而不能代替各門現代學科的專業知識。因此,國學各門的課程設置,應該是通典、通論、通史、文選之類的基礎課程,國學基礎教育的培養目標,應當主要是通才而非高精專才,是學生的道德人文素質而非精深的專業素質。

4、儒家道德倫理思想的基本特色

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體系,包含著德性原則、倫理原則和修養原則三大方面的內容。在這個理論體系中,德性原則是根本性的,倫理原則是應用性的,修養原則是貫通道德、倫理、政治的實踐橋梁,由此便構成了儒家以“仁”為體、以“禮”為用、以“修己安人”為人生目標的道德、倫理、政治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儒家道德倫理思想體系的基本特色,首先是以人為中心、以道德之“仁”為本體,而成為確立了道德主體性的人文哲學。

孔子雖然十分重視“禮”的作用,但他從當時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政治現實中,深切感受到維系道德仁心的重要,并且認識到“禮之本在仁”的道理,所以,他發出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感嘆,并在回答林放問“禮之本”時感嘆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這樣,就把作為外在規范的“禮”導向了人們內在具有的道德情感方面,而這種內在道德情感便是“親親之仁”。他在回答魯哀公問政時,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仁、義、禮的本末關系,指出:“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極),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記·中庸》)可見,在孔子思想邏輯中,政治的中心在人,治道的根本在樹立道德之仁,仁道源于親情,而以尊賢為宜,而禮制的規范則以道德為依據??鬃釉诨卮痤仠Y問仁時又指出:“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復禮”以克己自修為前提,“克己”則以符合禮義規范為歸宿,內修自省與外在規范的統一便是仁,而仁的確立則取決于人自身的道德自覺??鬃拥倪@些重要思想,實際上是奠定了以“仁本禮用”為特征的儒家“仁學”的基本思想模式。在這個思想模式中,“仁”是源于人情(親親、愛人)的道德自覺,并且是主導建立人倫秩序(禮義)的內在根據,從而也就確立了道德的主體性地位。“仁者人也”“為仁由己”,孔子以后的儒家,特別是孟子以及宋明諸儒,大體上是按照孔子這一思路建立起儒家道德倫理思想體系的。即便是荀子與漢儒,雖然在人性善惡及仁、禮關系問題上有歧出之見,但其哲學所討論的根本問題仍然是人,旨在揭示人存在于天地之間的意義與價值,旨在培養健全完善的君子人格,旨在建立一個符合仁道精神、遵守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儒家道德倫理思想體系的另一特色,乃在于強調道德的日新和禮制的適時變化??鬃犹岢隽?ldquo;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傳·系辭上》)的命題,按照宋儒張載的解釋,日新是指悠久無疆、久而無窮之道,“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后日新。生生,猶言進進”(見《張載集·橫渠易說》)。清儒戴震在解釋《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時指出:“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見《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這都是說天道運行是悠久無窮、生生不已的。而在儒家邏輯中,人道契合于天道,因而其根本精神也是悠久無窮、生生不已的。然而既言“日新”、言“進進”、言“流行”,則也就孕育著發展變化、進步更新。所以,道既有悠久無疆的一面,又有變化更新的一面。故漢儒董仲舒在指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同時,又提出了“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的思想,并提出了“變政”、“更化”的政治主張(見《漢書·董仲舒傳》)。董氏更在《春秋繁露·竹林》篇闡發孔子之微言大義說:“《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于變,常用于常……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董氏這些思想主張是符合孔子思想的?!抖Y記·中庸》引孔子論“誠”之言“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這“誠”便是“悠久無疆”之道;又言“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個“性之德”,便是因時變化、因事制宜之道??傊?,儒家之道并非僵化不變之道,而是既有歷久彌新之常道,也有變化日新之變道。在社會人事領域,其歷久彌新者,即道德仁愛之根本精神;其變化日新者,即因時制宜之禮??鬃訉τ诙Y制因時變化損益的特性有不少論述?!墩撜Z·為政》篇記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記·禮器》篇記曰:“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禮,時為大,順次之。”《禮記·仲尼燕居》篇記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就是說,禮是適應時事的,其內容和形式都隨時勢、人事的變化而變化,殷繼夏、周繼殷,禮的內容和形式都有損益變革,則后世百代的損益變革也就可想而知了。

儒家道德倫理思想的又一特色,是具有鮮明的實踐性??鬃釉岢?ldquo;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的君子標準,孟子也提出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的理想人格?!抖Y記·大學》篇關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先后本末之說,實際上建立了一個以修身為本、以治國平天下為末的道德-政治實踐的完整思維結構。此后,儒家逐步地形成了“內圣外王”、“經世致用”的思想模式與行為模式。歷代真儒,從先秦的孔孟到漢唐的董仲舒、韓愈,從宋明的朱熹、王陽明、劉宗周到清代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近代的龔自珍、譚嗣同、康有為等等,都是十分虔誠地按照這一模式去從事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的。即便他們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頭破血流,但他們“讀圣賢書,做圣賢事”的道德人格及其行道、殉道的實踐精神未嘗稍減,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未已。這正反映了儒家思想具有鮮明的實踐性特點。儒家思想的這一特色,使儒家思想家的理性思維緊緊圍繞著道德價值加以展開并建構其思想體系,從而也使儒家的政治哲學打上了深刻的道德烙印。

 

二、陽明學研究行跡

 

主持《王陽明全集》《黃宗羲全集》《劉宗周全集》等大型古籍整理工作,為學術界提供研究陽明學的重要文獻資料。

1983年我在浙江省委黨校任職期間,發起成立了由沈善洪先生任會長、本人任常務副會長的浙江省中國哲學史研究會。開始策劃并主持編?!饵S宗羲全集》。在我的觀念中,是把黃宗羲作為明代陽明心學的殿軍、清代力行實學的開創者對待的,我對黃宗羲的定位是明清之際具有民主思想的偉大啟蒙思想家。這個大型古籍整理項目沒有任何官方立項的資助,完全是白手起家。最早是由我與浙江古籍出版社總編方福仁協商確定,邀請省社科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兼省中哲史研究會會長沈善洪擔任主編,本人擔任執行主編,負責全集的編目、輯佚、考辨、統稿等工作,中哲史研究會的骨干成員李明友、方祖猷、洪波、夏瑰琦、錢明等人參與點校,也吸收了會外學者魏得良、姚延福、桂心儀、張良權等人參加。整個工程費時11年(1983~1994),全套12冊,550萬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各冊附錄了本人撰著的《黃宗羲遺著考》,第12冊附錄了拙著《黃宗羲傳》和陸京安等編《黃宗羲全集人名索引》。全集出版后,獲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和中國圖書獎。2005年又出了吳光主持的增訂版,獲得國家圖書館任繼愈館長的贊揚,他說:“承寄贈《黃宗羲全集增訂版》,收到。資料內容更充實,印刷質量也更精美,定可傳世。”同時,也獲得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認可。溫總理有關于黃宗羲思想的3封親筆書函,說:“我喜讀黃宗羲的著作,在于這位學問家的許多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與民主性”,表達了以“萬民之憂樂”為天下頭等大事的民本情懷。

1986年10月,在寧波舉行“黃宗羲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本人向省社科院院長沈善洪、副院長王鳳賢先生建言編校整理《王陽明全集》,并獲得兩位院領導的支持。自1987年開始,由吳光主持編校,錢明協助編目、收集佚文佚著,董平、姚延福參與點校的《王陽明全集》上下冊于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對此,陳來先生著《陽明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這樣寫道:“浙江學者的陽明學文獻的整理工程很值得一提。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吳光先生的主持下,先作了《黃宗羲全集》的校點,很有價值;后來又作了《劉宗周全集》也很有價值。1992年春吳光先生等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上下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部全集對推動王陽明及其思想的研究起了不小的作用。文獻的校點出版,使研究有資料可據,使得原本有資料困難的研究得以開展。明代哲學文獻的建設是浙江學者的一大貢獻。文獻的標點新印,對今人作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便利,也促進了研究的更廣泛發展。同時,文獻的標點整理本身也是一項學術工作。”《王陽明全集》先后重印10多次,印數在10萬冊以上,獲得浙江省人民政府二等獎。2013年10月18日《光明日報》公布了從1949年至2012年間出版的2.5萬種古籍整理圖書中評出91種精品,《王陽明全集》入選其中。

1996~1997年,由我策劃主持與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作整理的《劉宗周全集》首先在臺灣出版。該《全集》由時任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任的吳光與時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長的戴璉璋共同主編,由吳光組織大陸學者陳剩勇、丁曉強、何俊、黃宣民等點校,中國文哲所鐘彩鈞、蔣秋華負責編審。2005年6月6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邀請本人為他講授中國哲學與浙學的前沿問題,其中探討了王陽明、黃宗羲和浙學的內涵與精神問題。

 

     三、組建國內首個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組織陽明遺跡實地考察

 

1、首個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建立的回顧

1992年6月,由本人建言起草、王鳳賢院長修改定案、浙江省社科院黨委批準組建的國內第一家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由時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長王鳳賢任主任,吳光、滕復任副主任,錢明任秘書長,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岡田武彥、馮契、任繼愈、張岱年、韋政通先生等被聘為顧問。1996年,“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重新組建,由吳光任主任,錢明任副主任兼秘書長。2006年,本人辭去主任職務,由錢明接任主任,王宇任秘書長。

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要從事陽明學與儒學的研究,并積極開展有關研究領域的國內及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中心與日本、新加坡、韓國、美國以及我國臺灣、香港地區的儒學與陽明學研究學者聯系密切,與浙江省內杭州、余姚、寧波、紹興等地及北京、上海、江西、貴州、武漢有關儒學與陽明學研究團體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由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先后策劃主辦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有“黃宗羲民本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余姚市);“王陽明故居開館典禮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余姚市);“紀念王陽明逝世480周年暨陽明學派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杭州市);紀念王陽明逝世485周年學術研討會(2014年,紹興市)。

2、參與中日關系史上行程最長的學術考察——王陽明遺跡考察之旅

在中日陽明學交往史上,由日本岡田武彥先生發愿啟動,由浙江省社科院積極配合的王陽明遺跡考察之旅是值得一書的。20世紀80至90年代(1986~1995),由國際著名陽明學家、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先生(1908-2004)與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共同發起,先后組織了七次(其中六次組團考察)王陽明遺跡考察活動 ,我和錢明研究員、王鳳賢院長參加了這些考察活動,其中我參加了浙江、安徽、江蘇、廣東、江西的四次考察活動,可以說是當代中日文化學術交流的一個創舉。茲追記如下:

1985年夏,岡田武彥先生致函浙江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當時我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長,自1986年10月至1991年底我任該所所長),說他計劃組織以九州大學學者為主的“王陽明遺跡探訪之旅”來浙江等地考察,希望中方協助。隨后,由我起草復函代表浙江省社科院同意接待。1986年8月下旬,由岡田武彥、菰田正郎、福田殖先生率領的“王陽明、東林儒學遺跡探訪友好訪華團”正式來訪中國。由我陪同該“訪華團”訪問了浙江的余姚、紹興和杭州等地。這是岡田一行的首次“王陽明遺跡考察之旅”。

訪問團在杭州逗留期間,浙江省社科院沈善洪院長和王鳳賢副院長宴請了岡田武彥先生一行,提出了進行中日兩國中青年學者交流的建議與設想,岡田武彥先生深表同感,并表示回國后即盡快制訂出具體的交流計劃與合作項目。1986年底,即由福田殖先生來函代表岡田先生和菰田先生邀請我訪問日本,我回信建議與本所秘書錢明一起前往訪問,福田先生回函同意,遂由岡田先生出面正式邀請我和錢明訪問福岡等地。我們于1987年3月底至4月中首次訪問日本,參訪了九州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東京大學、筑波大學等名校,拜訪了荒木見悟、島田虔次、山下龍二、高橋進等一批日本著名學者?;貒?,我撰寫了《櫻花時節訪扶?!返脑L問散記,發表于浙江省社科聯主辦的期刊《探索》1987年第3、4期。1987年12月初,我代表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兼杭州大學校長沈善洪先生,專程到廈門邀請、迎接出席朱子學國際會議的岡田武彥先生和日本大分大學副教授牛尾弘孝先生二人再次訪問杭州與紹興??疾炝私饬私B興縣籌建修復王陽明先生墓的詳細情況,并確定由日方募捐資助修復王陽明墓。這是岡田一行的第二次“王陽明遺跡考察之旅”。

1989年4月,岡田武彥先生親率33人“王陽明遺跡探訪團”第三次來華訪問考察,并在紹興出席了“王陽明墓修復揭碑儀式”,后又參加了在余姚舉辦的“首屆國際陽明學研討會”。當時我在新加坡訪學,未能參與。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會與浙江省社科院組織的第四次“日中聯合王陽明遺跡學術考察團”,對廣西、廣東、江西三省區的王陽明遺跡以及宋明理學遺址作了實地考察。岡田武彥先生是考察團的顧問,日方團長是東北振興研修所理事長地主正范,成員15人;中方團長是時任省社科院院長的王鳳賢,成員有吳光、錢明等4人,因在江西考察途中岡田先生身體不適,王鳳賢院長陪同岡田先生提前返回杭州,后半程的中方團長由我代理。本團從杭州出發,赴兩廣、江西30余縣市,作了為期40天、行程7000多公里的實地學術考察。4月30日上午,我們與岡田先生一行佇立在江西大余縣青龍鋪的章水岸邊,“灑酒問蒼天,吊慰陽明靈”,兩國學者共同舉行了一次深情的祭奠活動。當時,我與岡田先生互贈了感懷詩以紀此行。1993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五次“日中聯合王陽明遺跡學術考察”活動舉辦。日方團長地主正范、中方團長是我,共有16名成員。這次考察了江蘇鎮江的金山寺、六朝古城墻,南京的明皇宮、夫子廟、閱江樓遺址;安徽滁州的瑯琊山、烏衣江,蕪湖的赭山,樅陽的浮山,青陽的九華山;浙江桐廬的嚴子陵釣臺等。

總之,從1986年至1995年,在岡田武彥先生的親自組織、指導和感召下,中日兩國學者和民間人士共同組織了七次王陽明遺跡考察。我們將這持續十年、橫跨中國八個省市區八十余個市縣、行程兩萬余里、一百多人次參與的大規模學術考察活動,稱之為“當代中日文化學術交流的壯舉”,絕不為過。它對于中日兩國學者的陽明學研究也起了積極推動的作用。

3、推動修復王陽明墓

如上文所述,1985年8月,由岡田武彥、菰田正郎、福田殖先生率領的“王陽明·東林儒學遺跡探訪友好訪華團”來訪中國。我陪同該團成員訪問了余姚(王陽明出生地瑞云樓)、紹興(陽明洞天、王陽明故居、蘭亭洪溪山墓地等)。在紹興探訪王陽明墓地期間,連我在內,代表團成員所有人都不知道洪溪在哪里,王陽明墓在哪里?于是聯系了紹興縣文管會,最后在一個老農的指引下,才找到了王陽明墓地所在的大體位置。但眼前雜草叢生,不知墓在何處。訪問團只好面對荒山野草遙祭王陽明先生。岡田先生心情沉重,潸然淚下。在返回的路上,岡田先生表示有意募捐資助修復王陽明墓。我表示愿意牽線搭橋,推動重建。事后,我與紹興縣政府、縣文管會領導協商修墓問題,得到縣府領導的大力支持。于是成立了“紹興縣王陽明墓修建委員會”,由副縣長章榴先任主任,聘我為“首席顧問”,并邀請南京工學院教授根據《山陰縣志》等歷史資料拿出了王陽明墓的修復設計圖,我又在《浙江日報》發了一條《紹興王陽明墓開始修復》的新聞。我將修建委員會文件、修復方案和浙報新聞寄給岡田,岡田先生便在福岡市發起募捐,從市長到市民均踴躍出資,共募集到345萬日元(約合9萬元人民幣),通過浙江社科院轉給了紹興縣政府。于是,紹興縣正式開始了王陽明墓的修復工作。

1987年12月上旬,當我再次陪同岡田先生來到紹興鮮蝦山南麓的王陽明墓地時,紹興縣已將其芟除荒草,露出墓基。據當地老農說,王陽明墓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本飛機炸毀的。之后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沒有重建。我便到處搜尋殘碑,果然在墓地一隅看到一角石碑,挖出來一看,就是刻著“王陽明”字樣的殘碑。岡田先生如見至寶,異常激動。在他的《王陽明紀行——探訪王陽明遺跡》一書里作了詳細記載。

1989年3月,王陽明墓順利竣工。墓前設石祭桌,供桌后即為墓碑和墓冢。墓碑上鐫隸書“明王陽明先生之墓”,由紹興籍著名書法家、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沈定庵先生題寫。同年4月,岡田先生親率33人的“王陽明遺跡探訪團”第三次來華訪問。在考察完王陽明在貴州的遺跡后,便專程趕往紹興出席了“王陽明墓修復揭碑儀式”,后又參加了在余姚舉辦的“首屆國際陽明學研討會”。

4、主持策劃省社科規劃重大課題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陽明學派系列研究”,主編并出版了《陽明學研究叢書》十一本。

2000年初,我在本院哲學所會議上提議:為深入推動陽明學的研究,建議以陽明學研究為中心策劃兩個系列性研究項目,一個是資料型的(“陽明學研究資料叢書”),一個是思想研究型的(“陽明學研究叢書”)。我的提議得到了哲學所同仁的一致同意。于是由董平所長策劃、設計“陽明學研究資料叢刊”課題(該課題后期由錢明研究員負責),本人負責策劃并主持“陽明學系列研究叢書”課題。我主持的課題得到了浙江省2001年度社科規劃重大課題立項資助,并以“王陽明與陽明學派系列研究”為名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規劃課題的立項資助,這個課題由吳光主持,董平、錢明、吳震、徐儒宗、何俊、尹曉寧、陳永革、朱曉鵬、劉宗賢、蔡德貴、樸姬福等十多名陽明學專家學者共同承擔,前后歷經8年,其最終成果是包括9部專著,1部譯著,1部論文集的《陽明學研究叢書》,于2009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套叢書在學術界反響很大,《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哲學研究》、《孔子研究》、《浙江社會科學》等報刊均發表了書評,也榮獲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四、吳光教授陽明學研究論著與學術創見

 

我由于花費大量精力于主持整理王陽明、黃宗羲、劉宗周、馬一浮四部全集、一套《清代浙東經史學派資料選輯》和一套《陽明學研究叢書》,影響了撰著系統研究陽明學專著的工作。對此,我并不后悔。因為我們的古籍整理為學術界提供了珍貴資料,使許多學者受益,這比多寫一二部專著的作用還要大。但我在近25年中也陸續撰著了20多篇研究陽明學的論文,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創性的觀點與論說。

我的第一篇陽明學研究論文是《萬化根源在良知》。該文針對學界一般都將陽明心學概括為“心即理”的“心”本體論述,揭示出王陽明與此前心學(如象山心學、白沙心學等)不同之處,在于他進一步揭示了“心之本體是良知”、“良知即天理”的命題,因而應當概括為“良知”本體論。此后,我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幾篇陽明學論文中明確地將陽明心學界定為“良知心學”,以區別于多數學者的“心學”定位。

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于2009年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與師生座談會上講話,他說:“王陽明既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又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王陽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特別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高度肯定性評價了王陽明,因而在全國興起了陽明心學研究熱。我在這股陽明熱中也應邀在《光明日報》《中國紀檢監察報》《浙江日報》《中國思想文化評論》等報刊發表了多篇研究陽明心學的論文,并應邀在中央機關、省市機關以及學校、企業、社區作了多場專題學術講座,對陽明良知心學的內涵、精神及其當代價值等問題作了比較具體的探討。

我在陽明學研究方面的創見主要有三,一是將陽明心學界定為“以‘良知’為本體,‘致良知’為修養方法,‘知行合一’為實踐工夫,‘明德親民’為政治理想的‘良知心學’”;二是跳出以往偏重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三段論式哲學研究模式,而重點研究了王陽明以“明德親民”為命題的民本政治論思想;三是從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與王陽明思想的關系研究中作出了“知行合一重在行”“從‘致良知’到‘行良知’”的論述,揭示了從陽明良知心學到梨洲力行實學的思想轉型之關鍵所在。四是總結了王陽明與陽明學的“真精神”是:“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覺精神,“以民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

我的陽明學研究心得,集中體現在由我設計并與我的學生張宏敏、金偉東、袁新國合著的《王陽明的人生智慧》一書。在書中,我們精選了王陽明良知心學的名言警句100句,我將它們分為“立志勤學”“改過責善”“良知即天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明德親民”六篇加以解讀,并冠以“導論: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陽明的生平事功與良知心學”。該書由中紀委主管的方正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我們研究陽明心學的心血結晶吧。

雖然,我從事陽明學研究已有30多年,但成果不多,深度廣度都很不夠,更深更廣的研究只能期待于未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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