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保ā墩撜Z·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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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代表、各位同仁、各位嘉賓,大家好!

按照會議的安排,下午的時間,我們相聚在這里,就《從“致良知”到“行良知”》一題,對近幾年社會比較關注的“陽明心學”進行會講,既是對“陽明心學”的一次學術研討,同時也增加了今天會議的學術內涵。我是王福和,來自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我從事的專業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今天在這里以一個外行人的身份客串這次研討,既是受學會的委托,也是一次向臺上的嘉賓和學者,以及向在座的各位老師學習的機會。

今天嘉賓席上有三位企業家代表。他們是:貴州省浙江總商會秘書長、貴州修文“中國陽明文化園”總經理唐耀先生。浙江惠明集團董事長、杭州文瀾書院院長任平先生。珠海平和國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孔教學院副院長洪秀平先生。

今天嘉賓席上有三位學者。他們是:浙江省儒學學會會長吳光教授。浙江省儒學學會副會長錢明教授。江蘇省儒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南京大學李承貴教授。

讓我們對他們蒞臨今天的會講再次表示熱烈的歡迎!

下面我們將主要圍繞幾個有關陽明學的話題求教于臺上的嘉賓和學者,同時也求教于臺下的各位代表,希望大家暢所欲言,隨時插話,既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也可以就某一話題展開論辯。臺下的代表發言的時候,先介紹一下自己,以便我們互相認識,加深了解。

關于王陽明,有這樣一段文字評述:王守仁才高學邃,在哲學上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題,沖擊了僵化的程朱理學,最終集"心學"之大成,開創了著名的"姚江學派"。

我們要拋出的第一個話題是:您所理解的王陽明心學是什么?陽明學的真精神是什么?首先我們求教于唐耀先生:建文化產業,打造陽明文化園,是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在企業家的隊伍當中,你們走在了陽明學推廣的前列。請您談一談所理解的王陽明心學及其真精神。

唐耀先生:謝謝在座的老師們朋友們!在大家面前談論陽明心學是非?;炭值?,因為我在陽明心學方面只能算個末學,后學都還談不上。無論是知識或理論方面的積淀都還遠遠不夠。但是在打造陽明文化園的過程當中,關于踐行陽明心學的精神,我的體悟是比較深的。      對于陽明心學來講,我們首先不能脫離他那個時代的背景和他自身的經歷去理解他的精神。他在龍場悟道后所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理論架構,有其獨特的內心體驗和個人實踐經驗,對中國哲學思想和傳統的中華文化有著重要的補充和運用。所以在我看來,陽明心學本質上依然是追尋人生智慧、尋找真正的自我的一種方法和理論。當然他有很多具體的陳述和展開,用以幫助人們實現自己的良知,做到知行合一。

我理解的陽明心學的真精神在于:陽明對于普通的人,對于一般的老百姓,他都給予了最大的鼓勵和信任。他相信: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人人皆可為圣人。這是通過他自身的生命蛻變所呈現出來的對人性善的本質的認同與自信。所以只要我們祛除后天的觀念和行為給我們最本然的內心所覆蓋了的私欲、貪念等,回歸自然的本性,把我們善的一面表現出來,那我們也是具足了圣人之道,具足了圣賢的本心。究竟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知行合一,事上磨練”。具體到我們的企業建設與管理上來講,就是要求每一位企業家或員工都本著內心的良知去行動,搭建平臺。在陽明文化園內盡可能的去展現和物化陽明心學的精神和故事,讓人們在游覽景區、觀看實景的過程中,能夠對陽明龍場悟道的情景有個體驗性的升華。整個陽明文化園的建設管理基本是反復錘煉、磨合的過程,它最終展露出來的氣象就是我們致良知的精神體現。

主持人:謝謝唐耀先生從理論到實踐對陽明心學做了一個平實的闡述。我們再求教于吳光教授:幾年前,您發表過名為《談談陽明學的真精神》的文章。文中談到了“什么是陽明學”、“陽明學的真精神”、“陽明學的轉型”以及“陽明學的現代價值”。除了王陽明心學外,您所理解的陽明學的真精神是什么?

吳光教授:我多年以前開始搞王陽明研究,第一篇文章是《萬花根源在良知》。因為王陽明在一首詩里面講:萬花根源總在心。我修改了一下,王陽明的思想就是“萬花根源在良知”。陽明學的真精神首先是一種“良知”的精神,就是以“良知”作為“心之本體”。一般我們了解王陽明是“心即理”,是“心本體論”,所以講他是“心學”。但是王陽明講的“心”有沒有本體?王陽明有一句話:“心之本體,皆天理”。“天理”就是“良知”。所以歸根結底,王陽明的心學是以“良知”作為本體的一種“良知心學”。這種“良知心學”的精神首先就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精神,要人人“致良知”;第二個他強調的是一種民德親民的思想。王陽明的弟子黃綰總結王陽明的三大學說:一個是“致良知”、一個是“知行合一”,一個是“民德親民”。把“民德親民”作為王陽明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一般研究王陽明的學者里面,都講三條:“心即理、心外無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很少涉及“民德親民”。但是他“民德親民”的這一思想,就是王陽明的以民為本的民本政治論。親民就是孟子所講的“親親而仁民”,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一思想尤其在現在我們的陽明學的研究中更加要引起重視,要加以闡揚。有一段時間,由于過去過度追求王陽明的哲學是唯心還是唯物,反而把他民本的政治思想忽略了。第三條就是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王陽明講“知行合一”,知和行的關系:“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能分為兩節。它的重點還是放在“行”上面。所以黃宗羲對王陽明學說的一個解說就是:“致良知”的“致”字就是“行”字。那么“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強調一種力行實踐的精神。第四個就是多元包容的兼容精神。王陽明“出入于佛老者久之”,最后歸本于儒。他認為儒是一個大道,佛老盡管是小道,但是也有它的道理所在。所以他是融合佛老到他的思想體系里面,他說“圣人于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所以是一種融合儒、佛、道乃至諸子百家的多元包容精神。這是王陽明的精神所在。我在接受貴州電視臺的采訪的時候講過:明代的精神在陽明,而陽明的精神在“良知”。

主持人:謝謝吳光教授!我們接著求教任平先生:您作為傳播國學的企業家,20年來致力于研習、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度上,您所理解的王陽明心學是什么?陽明學的真精神又是什么?

任平董事長:非常感謝大家!在這么多學者面前談陽明學,我非常地誠惶誠恐。我們和中外學者的交流,特別是日本的學者、一些大企業家,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的小包包里面,都一本《傳習錄》,就像文革以前我們拿語錄一樣的。他們一有空坐下來,等車也好、或者平時一有空就拿出來看一看。我就覺得非常奇怪:陽明是我們中國的,到日本以后怎么能夠得到這樣的重視?在跟他們接觸交流當中我發現,他們認為陽明學最主要的是行動。在儒家,只有陽明是文武全才,所以日本人對“行”這一部分特別重視,就像錢明老師經常講的武士道精神和我們儒家精神的結合。跟陽明同時代的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他提出每一個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來得救,我覺得這事實上就是心學內在的東西。所以我們也非常重視這一塊,專門在文瀾書院里面設有一個“三閑館”,就是閑讀書、讀書閑、讀閑書。為社會提供一個讀書的平臺,為自己的內心讀一些書,心靈上找一點慰藉。因為現在的社會很功利,階層固化,有很多成功學,特別是企業家都以金錢的多少權利的大小來衡量人的成功。真正為自己的內心為自己的幸福感來做一些事的人不是太多。

主持人:謝謝任平先生!也感謝文瀾書院為我們提供這樣一個小憩的場所。

就這個話題,我們還要請教錢明先生:您作為陽明學研究的專家,承擔了很多關于陽明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出版了很多陽明學研究的著作,同時發表了陽明學研究的學術論文。從陽明學學者的角度看,您所理解的王陽明心學是什么?陽明學的真精神又是什么?

錢明教授:謝謝主持人!謝謝臺上臺下各位同仁同道!這個問題既有“知”又有“行”,我很感興趣。“行”的有三位在座的企業家,“知”的是我們這么幾位,正好可以結合。這個問題討論的很多,但是由知識界和企業界以對話的形式,還是不多,我覺得辦得非常好。這種會講的形式在陽明時代尤其是后陽明時代,講會并重,從講學到會講在中國南方地區進行蔓延,造成了一種非常大的社會運動。陽明時代的會講非常的活躍,是以普羅大眾為主體,以家族為平臺,又唱又說又喝,融為一體。人數有時候達到上萬人,我們到江西吉安去考察,當地家族的傳統制度還在延續著。雖然傳統的會講或者講會,那種土壤已經沒了,但是我們可以繼承那種真精神。對這個問題,我這幾年的心得體會,有三個方面:一是主體性。不是精英的主體,是人人的主體,是圣凡合一的主體,是每一個社會參與者的主體;二是行動力。錢穆先生很早就對陽明學、陽明心學和傳統的心學有一個界定,我很贊同。就是傳統的心學強調“知”的方面,陽明心學強調的是“行”的方面,尤其對“事上磨練”作了一些解釋。這正是陽明心學和傳統的心學包括他之前宋代的陸九淵的象山心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所以我贊成剛才吳老師講的,“心即理”其實是傳統心學包括象山心學都具備的,把“心即理”改成用黃綰的話說是“明德親民”,我很贊成。因為“心即理”并沒有把陽明心學的主要特征概括出來;三是懷疑批判精神。從陽明學誕生以后,從他在中國近現代的社會實踐以及對周邊的東亞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來看,陽明學往往是在社會轉型期以懷疑批判精神的姿態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我就用這三點來概括陽明學的真精神,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錢明教授!同樣就這個話題,我們繼續請教洪秀平先生:您作為有著國際教育視野的企業家和儒家文化的傳播者,是如何理解王陽明心學的?有時如何理解陽明學的真精神的?

洪秀平先生:非常感謝有這么一個機會,來參加會講。我當年是非常崇洋崇西方的,學的是外語,八十年代留學美國。在美國大學讀研究生的專業是美國和西方歷史文化,我也參加了很多宗教活動,對西方的哲學、宗教有所了解,很想融入進去,但發現進不去,骨子里面潛藏的中國文化基因在牽制和影響我。1993年回國后創業辦學,解決了生計問題后開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有幸認識了香港孔教學院的湯恩佳,我覺得湯院長就是一個行者,小時候只讀了些私塾,但是對儒家文化一直很認同,50多歲放棄了生意,專注傳播儒家文化,世界各地的孔子像基本上都是他捐助的。我也有幸在陽明先生悟道的貴州修文縣拜會了蔣慶老師并在蔣慶老師的陽明精舍學習了陽明思想。前些年在珠海創辦了平和書院,組織過一些儒學會講。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將儒家的知和行結合起來?杭州西溪濕地西區有一個洪園,不知大家是否參觀過?這應該是國內最大的姓氏文化園。此園紀念的洪皓公是我的祖先。這些年我參與了不少洪氏宗親活動。與其他洪氏宗親一起建立了全球洪氏宗親聯誼會。近一百多年來,我們的家族文化被毀掉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里來?數典忘祖。我也是十年前才第一次去了我父親的家鄉,在青田山溝里看到了洪氏祠堂,在族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和祖先的名字,感慨萬分。今年七月我協助北京韋杭書院在建德三都鎮洋峨村洪氏祠堂里舉辦了鄉賢與宗祠文化的研討會,吳光老師也參加了。我們探討了如何將儒學從書本理論走向民間,影響家庭、企業,這應該是第一次在祠堂舉辦儒學會講。海內外基業長青的企業幾乎都是家族企業。中國的家族傳承文化是世界上最發達的,中華文化能延續幾千年,與中國人對家族文化的重視不可分割。族譜、宗祠是普通中國人的信仰。祠堂是中國的教堂,家譜是普通中國人的圣經。農村很多農民當年是冒著生命危險將家譜保存下來的;兵荒馬亂的年代,國人離鄉背井流浪的時候,最寶貴不可丟失的就是祖宗的牌位和族譜。當年的祠堂幾乎都是各個姓氏的私塾,私塾的經費也常常是通過族群籌集的。我對陽明先生精神理解,我覺得應該在“行”方面,而不是坐而論道,如何把儒學、陽明學落實到實處,改造家庭、改造教育、改變企業文化。陽明先生本人也是受家族傳承很深的人,祖父、父親對他的影響都非常大。我希望大家重視家族文化,家庭是社會的根基。對陽明學我的理解是有限的,我希望自己會成為一個行者。謝謝!

主持人:謝謝洪先生!聽了洪先生的一席話,有很多感慨,我作為1977年參加高考的那一批大學生,曾經把青春都獻給了西方文學。但是走著走著就把最初的夢想給忘了。這些年來,覺得還是回歸到我們民族文化土壤上,說話才有底氣。另外您談到的鄉賢、宗祠,這種鄉愁的情懷也引起我們很多的共鳴。

最后我們求教李承貴教授:您是研究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的專家,出版、發表了大量關于中國哲學,尤其是關于儒學的學術成果。請您從哲學的角度,談談您對對王陽明心學及其陽明學真精神的理解。

李承貴教授:非常高興能來參加這次活動,給我一個學習的機會。我是江西人,在南京工作,常跑浙江,所以我學術思考始終沐浴在陽明思想氛圍里面,多多少少都會受影響。這幾年陽明學用一個“熱”字來表述是不夠的,我認為現在已經是發燙了。這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個我個人認為還是陽明思想本身,它之所以“熱”,被當下的社會所追逐、所崇尚,是因為陽明心學的魅力,有他獨特的理論構造,有他獨特的思想智慧。陽明學的“學”應該是什么樣的“學”?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答案,陽明學就是陽明心學??墒菫楹芜€要追問他倒底是一門什么學呢?就是想對陽明學的內涵、定義有一個確定,否則我們為何問這個問題?跟陽明同時代的有理學、氣學;從地域來講有江西之學、有閩學、有事功學;就大學里的科目分類來講,它是人文學、是哲學。它講“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以叫倫理學。這是學科的分類而言的。我自己根據這些年對陽明學的思考和研究,如果允許我們對陽明學做一個更深入的全方位的思考和定位的話,我個人將陽明學定義為“心態學”,也許有些朋友會不贊同。陽明講心,講要“破心中賊”。又講“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陽明說這個“意”才會有問題,又強調“知”跟“意”是有差別的,強調心體是善的。我們把這些概念湊起來,我認為就是一個絕妙的心態學。根據陽明思想的文本,按照我們的思路,按照我們當下的需要,我們可以對陽明學確立一種學科名稱,只要不違背陽明思想的真精神,這完全可以。陽明的真精神是什么?其實陽明思想中共同的精神已經被同行們所發掘所認同,中國哲學最大的特點就是經世致用。陽明的真精神我的理解是主體精神,我的闡述已經發表在了今年《哲學動態》第四期上。陽明的主體精神毫無疑問是儒家主體精神的一個傳承,孔子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講“我養我浩然之氣”,這都是儒家主體精神的傳統。在陽明這里還是主體精神,但是有變化有發展。發展的是什么呢?如果孔孟那里的主體精神還是“我”,在陽明這里就變成了“心”。所以我認為儒家主體精神在陽明這里有一個轉進,這個轉進非常了不起!因為陽明強調的“心”就是天理,“心即理”,心即“良知”。“天理”、“良知”就是無私無欲,儒家過去的主體精神是單純的主體精神,現在跟正義、道義結合起來了,我把陽明的主體精神叫做“公共的主體”。第二點我認為是平民精神。孟子說“人人皆可為堯舜”,這里面包含著每個人的能力和平均的機會。陽明的平民精神在教育對象、在圣人之學、在成圣等方面都充分顯示了出來。第三是啟蒙精神。侯外廬先生講中國的啟蒙精神從明清之際開始。陽明思想里的啟蒙精神非常深刻,因為陽明在他那個時代說了前人不敢說的話,他否定了很多東西。如果在陽明以前的思想界有光明也有烏云話,那么可以說陽明啟蒙精神就是努力地把烏云撥開。我們在讀陽明的著作會發現:陽明不信權威。他崇尚孔子,但是天下的是與非不能以孔子是非為是非,不能以朱子是非為是非。那個時代就講出這樣的話,是多么驚世駭俗!多么的偉大!孔子、朱子是圣人,但也是人??墒俏覀兠總€人心里還有最高的東西,那就是“良知”。這就是啟蒙。陽明把孟子的“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思想繼承過來,反對一天到晚沉迷在經書之中,形成經書崇拜。經書是要讀的,但同樣,判斷經書的標準,是我們的良知。所以王陽明講我的學問沒什么,就是“致良知”三個字。第四個是淑世精神。中國哲學有經世致用的精神,但陽明的經世就不是簡單的經世,是淑世。淑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個價值的治理,不是事實的治理??傮w來講陽明之所以偉大,我認為就在于這個主體精神的提出,他在世界哲學史上毫不遜色于任何一個哲學家。

主持人:感謝李承貴教授精彩的演講!下面,我們請臺下的代表自由發言。

鄧新文教授(杭州師范大學):剛才聽了臺上各位嘉賓的會講非常受啟發。我這里想對陽明學和今天的會講題目談一點自己的想法。今天的題目叫做“從致良知到行良知”。自從讀了梁漱溟先生《評謝著<陽明學派>》以來,我發現對于陽明心學,在整個學界都有不少誤解。一個是將陽明“知行合一”的“知”理解為知識的“知”,理解為見解之知的知,知識見解都是后天學來的。而不知道陽明的“知”來自孟子,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知”。我們“不慮而知”的“知”,絕不是后天學來的,它是與生俱來的,是帶有情感的知,帶有價值評判的知,是每個人先天就有的,所以陽明說:“只好惡便盡了是非。”第二個誤解,是把陽明的“知行合一”的“行”理解為我們今人所說的“行動”或“實踐”,而不知道陽明的“知行合一”的“行”指的是一念好惡之心行。一念好惡便是行,肢體行動乃至社會實踐不過此“行”的相續不斷、貫徹到底罷了。即便此“行”中斷了,不克貫徹到底,這也只是此“行”的相續出了問題,并非此“行”沒有發生過。第三個誤解,是把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解為是針對社會上知行脫節的針對性理論,而不知它是“本來如是”的理論。“知行”,在陽明看來,本來就是“合一”的,只要我們不人為地干擾它、阻斷它,它就是始終合一的。知行不合一的問題,不是發生在行動不力上,而是發生在良知不明上。所以,陽明學的重心恰恰不是教人如何“行”,而是教人如何“知”。他為何把他的學問叫做“致良知”而不叫“致良行”呢?就是因為他深知問題不是出在行動不力上,而是出在良知不能朗照上。所以陽明心學的重點,在于“致良知”,即體認良知,充實良知,推擴良知。陽明發現,社會上人們不能知道“知行合一”是生命的本來狀態,并不需要后天安加個“合一”的理論人為地促成它們合一。人的天性里面,知行兩者本來就是合的?!洞髮W》說:“如惡(wù)惡(è)臭,如好(hào)好(hǎo)色。”知“惡(è)臭”之“惡(è)”就是“知”,惡(wù)“惡臭”的“惡(wù)”就是“行”;知“好(hǎo)色”之“好(hǎo)”就是“知”,好(hào)“好(hǎo)色”的“好(hào)”就是“行”。好惡就是心行,當下就是一個行,這個“行”展開到我們的視聽言動便成了一個顯著的行動,這里面有一個過程與路徑,可能很多人在中途被打斷了,這個打斷是有很多復雜的原因和情形。造成我們通常所誤解的知行不能合一的問題有幾種情形,梁漱溟先生在評謝無量那本《陽明學派》的文章中,有非常清晰的條分縷析。歸根結底,知行不合一的問題實際上出在“誤知”上,而不是出在“不行”上,所以陽明學要教人“致良知”,而不是教人“致良行”,其重點不在“行”上而在“知”上。由于人們把后天從經書上、從他人經驗里得來的知識,當成了陽明“致良知”里的“知”。所以陽明要講一個“致良知”的學問。陽明在“知”前面加了一個良字,就是要區分:不是說我們把所有的知識跟行動合攏,就是知行合一了,這不是陽明學。“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這個“良知”我們經常錯認。把我們的知識認作良知,就是錯認。造成錯認的是人的私欲或私智,包括后天學得的各種理論或觀念。這些理論或觀念無論多么“正確”,都不是孟子、陽明所說的“良知”。明末陽明后學的所謂“狂禪”之類,都是因為錯認良知,正因為太多錯認,太容易錯認,所以陽明才要創發“致良知”的學問,倡導“致良知”的功夫。我就談這些,謝謝大家!

林筠珍(黃綰紀念館館長):我是一個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大家都講王陽明悟道,他的境界很高、悟性也高。我認為王陽明的“良知”就是普通老百姓說的良心。人要有大智慧,才能有覺悟,沒有覺悟談不上“良知”。

主持人:剛才臺下的同仁在發言的時候都談到了“良知”的問題?,F在我拋出第二個話題:王陽明所說的“良知”是什么?“良知”有厚薄輕重嗎?

錢明教授:“良知”最早是孟子提的。陽明的良知提出來以后,關于“良知”,關于“致”都分化的很厲害。其中分化最大的是關于“致”的解釋。我同意新文教授的部分觀點。關于“致”可以有行(良知)、信(良知)、學(良知)的解釋。對“良知”的解釋也有分歧,主要的分歧在于“良知”的公共性和個體性。“良知”本身是每一個人的個體呈現出來的,但是它的內涵、內容其實是公共的。比如“仁義禮智信”,王陽明講“萬物一體之仁”,這個就是公共性的問題。所有人的良知都是一樣的,但是每一個人呈現的形式是不一樣的。所以就形成了公共性和個體性一對矛盾體。如果過分強調公共性而忽略個體存在,那就跟程朱理學沒有區別;如果過分強調個體性而忽略公共性,這個社會也會天下大亂,每個人都是自說自話,每一個的想法、喜怒哀樂就是良知。陽明以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化,一直到現在還爭論不休,就是關于“致”和“良知”這兩個概念的問題,“知行合一”也和這個問題有關系。

吳光教授:我覺得鄧新文教授對“致良知”的問題有一個誤解。“致”如何理解?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解釋是推擴、極致的意思。一般的解釋就是把握的意思,把握這個“良知”,但是這還不能盡“致”之意。我特別強調黃宗羲講的:“致”字就是“行”字,不是致良行,而是行良知。就是實踐“良知”,是對“良知”的一種踐行。我們現在強調的不是在“良知之知”上面,而是“致良知”之“致”上面。黃宗羲強調“致”字就是“行”字,“必以力行為功夫”。王陽明在知行合一重在行的思想里面,他已經有所表現了。那么“良知”是什么?王陽明說“良知就是天理,就是萬物一體之仁”。也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仁”是什么?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孟子說“仁是人心也”。所以這個“良知”根本來講就是天理存于心的良心,是一種人心。“良知”就是“仁”,只不過他的說法跟孔孟有所不一樣。因為這是經過程朱提出“格物致知”,對“知”的問題有很多不同的解說之后,王陽明回到孟子處,講良知良能。也可以說就是一種公共的道德。我的理解是:“致良知”根本的重點要放在“行良知”、“良知”的踐行上面。

洪秀平先生:我的人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母親,超過國內外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她從來沒有上過一天正規的學校,但是她身上保留很多傳統的美德。所以我覺得“良知”未必都是從書齋里的學問中學來的。這一百年來,教育思想有過太多的混亂,有一種說話,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許將良知保存的最好,受到的污染毒害最少。

唐耀先生:我認為“致”就是擴充、擴展、推廣。因此,“致良知”它至少涵蓋了兩個層面,一是個體層面,我相信每個人都是有而且必然有良知的,因為私欲的遮蔽,每個人呈現的程度不一樣。我們要將良知達到一個極致是一個漫長而不可停頓的過程,所以要不斷的去擴充、擴展和推廣我們本然具足的良知,方法很多,需要功夫,當然陽明證悟了他自己的方法,強調知行合一,需要事上磨練。那第二個層面當然是社會層面即群體的良知屬性。這中間涉及到個體價值與群體利益的權衡問題,我們強調個人需要認同和服從普世價值,最大化的去擴充、展現自己的良知。但健康、合理的制度建構與社會倫理秩序也必須要尊重個人的價值和選擇,若完全把公共價值體系凌駕于個人之上,那就是道德綁架和對人性的扼殺,不是真的良知、良行。因此,“致良知”并不是針對個體的,它同樣要應用于社會群體。良知是生命的存在狀態,對個體和公共團體而言,都是需要趨向善的狀態的。對個體生命致良知的方法而言,我的體會就是:在第一個念頭尚未發用流行之前,就要盡最大可能的祛除和停下超越正常身心訴求的私欲和貪念,在最干凈的心性狀態中去指導我們的行為,讓我們的價值判斷變得簡單、純粹。在這方面朱熹和陸九淵一直爭議很大,朱熹一直強調要多讀圣賢書、信古,要去積淀,主張先從“致知”一邊下功夫。在陸九淵看來: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呢?應當先從 “持守”方面下功夫。就像剛才洪先生講的,我的母親也是沒有讀過書的,但是她特別強調我們的文化學習這一塊,她一生當中都是與鄰里為善、以教育為先。所以盡管她不識字,但是得到了鄉鄰們的共同認可,被稱為是賢德的老人。那她的良知從何而來?其實就是內心最本然的不是任何人賦予她的那個善良的根基。“致良知”就是要能去最大可能的去發揮、擴充我們的善。你內心最本然的最沒有爭議的自然的那一念,可能就是你內心所認同的最大化的良知狀態,它是無私的,沒有潛隱的,它就是我們生命本體應該展開的狀態。我們只需要把它更多的充實到行動當中,以利他的方式生活,我覺得我們在“致良知”這條道路上就不會做得太差。當然良知本身是沒有輕重厚薄之分的,只有“致良知”的程度不同,展現的方式不一樣。如同圣賢的品性,在德性而不在事工,猶金之貴在成色而不在分量。這是我個人的一點粗淺認識。

任平先生:我們在做企業的時候,要在良知,一種善的指導下去行。我1992年開始開發水電站,對環保國家那個時候沒有什么要求,不需要做環評,但我們還是會把一些魚兒的通道、自然環境的保護、流域整體的開發等都考慮進去。我覺得做企業,有了“良知”以后,就會往善業方面發展的。

李承貴教授:這個問題其實很復雜,并不是我們一起討論就會辯論的清楚。剛才有兩位都談到自己的母親盡管沒有受過教育,但是做了一輩子的善事。這說明在我們的心中、心的底頭真的有善根。就是孟子說的:“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盡管孟子講人性本善,但是荀子講人性惡。王安石在討論孟子、荀子人性論思想的時候,他說:孟子說人性本善,我不反對。但是孟子一定要告訴我,人性的陰暗面從何而來?荀子說人性惡,我也不反對,可是生活中人性的陽光面從哪里來?孟子、荀子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所以王安石說人性無善無惡。在人性先驗的角度看,可以說人是善的,也可以說是惡的,其實這個是沒有辦法判斷的。只有它呈現出來了,我們才可以說它的善惡。主持人提出的問題,我認為之所以沒有辦法說得清,擴大一點講,這涉及到人文和科學的關系。我表達一下我個人的觀點:我非常崇尚人文。但是我們人類自古以來遭受過很多的困境、困惑。人文的困惑,比如人的精神世界、我們的情感怎么表達的、呈現的?從原始社會到現在,人類在發展歷史上遭受到的困境,是不是慢慢得到了一些解釋和解決?那這靠得是什么?靠的是科學!總之,人文的東西在當下的自然科學還沒有達到解釋解決的能力的時候,人文世界對我們來說還是不可知的。但是我相信人類所有的問題最終都要靠科學來解決,這就是我的觀點。

李椒良會長(溫嶺市儒學學會):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學習討論很有意義,我要講的問題很實際,可能跟各位專家學者的見解不一樣。我認為根據王陽明知行統一到行良知,可以發現他所說的“良知”是什么東西。王陽明在哲學家當中,可能是唯一一個集思想家、軍事家、哲學家于一身的。他一生的經歷主要的是鎮壓農民起義。1527年他在廣西桂平一帶一直鎮壓農民起義,在江西擔任巡撫期間也是鎮壓農民起義。王陽明的“良知”不是我們書本上討論的良知、推理演繹的良知,根據他的知行統一理論可以看出,他的“良知”就是忠于朝廷、保護守衛安定,保護老百姓的利益。這是我的基本觀點。謝謝!

吳光教授:這個問題我來做一些解釋。前一段時間我去江西開會,江西成立了王陽明研究會,在會議上也有人提出來,說王陽明是鎮壓我們江西人民的。這個問題怎樣來理解呢?我說王陽明的一生事功,是“打三土”:一是打土匪,就是所謂的農民起義。土匪是從哪里來的?一個是生活所迫一個是官府鎮壓,被迫淪為土匪。他當了土匪以后反過來就擾民,危害當地的民生。土匪并不是農民起義反封建王朝,而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的,起義的成分少危害民生的部分多。王陽明之前很多人打都沒成功,他采取剿撫相加的方式,剿滅了匪首,將脅從的人都放回家了,并在當地出了很多安民的舉措,所以當地老百姓把王陽明當神來供奉,為他建生祠,覺得王陽明安定了一方鄉土。二是打土豪。就是明朝王室朱宸濠。朱宸濠是一方諸侯,他要和中央王朝分庭抗禮,想取而代之,成為一方的霸主。王陽明打得是朱宸濠的叛亂。三是打土司。廣西桂平一帶不是少數民族起義,是一部分不服從朝廷管轄的土司,煽動了一些少數民族起來造反。王陽明主要采取以土司打土司的辦法,將土司暴亂鎮壓下去了,平定了一方,廣西還建有紀念王陽明的天王廟。所以這個問題怎么看?是農民起義,那到底他起義的性質是怎么樣的?這個問題我們要加以分析。所以習近平同志講王陽明是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就包括了“打三土”的一種經驗。過去給王陽明扣的三頂帽子是不公正的,說他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家,鎮壓農民起義、鎮壓少數民族起義的儈子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偉大在哪里?那不是偉大而是反動。所以我們對王陽明的事功是做這樣一個評價。對于“良知”到底有沒有厚薄輕重?我認為“良知”就是“萬物一體之仁”,就是一種至善之性,仁愛之人,也就是天理。王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就是講心體是至善無惡的,惡是后來意念發動的時候受到外物的影響產生的。就每個人來說,人人都有個“良知”,這個“良知”沒有什么輕重厚薄之分,分輕重的是能力。王陽明有一個重要的比喻:堯舜就好像是一萬鎰(鎰是古代的重量單位),文王武王就好像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普通人可能就是一千鎰。其實這個指的是一個人的能力,能力有大小。堯舜是治天下,使天下平安;文王武王是治理國家。所以有治天下之才、治國之才、治家之才、治業之才,能力是有區分的,但其“足色”即“良知”本質是一樣的。這是我的看法。

李承貴教授:我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解釋一下李椒良先生的問題。用哲學的話來講其實這就是社會歷史觀的問題。我說兩點。我們判斷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思想家,我們不能背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也不能背離人的特殊性。原因在于一個普通人也好,思想家也好,他的思考肯定是站在他所處的地位來說話的,所謂屁股決定腦袋。陽明不可能不受他的階級身份的影響,他屬于社會哪個群體,為那個群體說話,這是正常的。但是要注意,在中國思想史上、在西方哲學史上,像陽明這樣偉大的思想家,他思考問題,他所關注的遠遠超出他那個階級階范疇,他關注的是天下。即他提出一個主張,并不僅僅是為他的階層,也包括了所有的階層。陽明曾說:這個社會只要有一個人流離失所,那是他的“仁”沒有得到落實。我們把這句話,再和陽明的其它文獻結合起來,就不能得出結論說陽明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等等。所以評判一位思想家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方法論。關于良知的厚薄,吳老師剛才講得非常好,我再補充一點。陽明說良知要發用流行,有體和用的問題。就是良知一定要呈現它的價值,要呈現在我們每個人的實際行動中。良知本身是善,它是前善的、純潔的。但是陽明說發用流行過程中會表現厚薄。因為不同的人能力不同,他的智慧不一樣,所以體現著厚薄,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儒家以血親倫理為主導的傳統,“親親、仁民、愛物”,所以陽明講的良知的厚薄是跟孔孟的倫理是一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一種自然的道理。

主持人:剛才討論的話題,使想起了王陽明先生的一句名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那么當今中國人要破的“心中賊”是什么?如何去破?

針對這個話題,先請教李承貴教授:您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德性喪失的四種類型》中說:德性喪失并不僅僅意味著做壞事、并不僅僅局限于“道德滑坡”那樣狹隘的內涵,而是包括道德價值的轉向、道德理論的散落、道德品質的潛伏及與道德要求背離的行為等情形。這段文字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似乎對我們將要討論的這個話題有所啟發。請您先談。然后大家自由暢談。

李承貴教授:那個問題是從整個倫理道德思想來講的。我在考察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倫理的變遷學術實踐中,受到了一些啟發,就是剛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結論。關于“賊”,若說現在我們是一個太平社會、盛世社會,就不好說賊太多了。但是我們都知道生活中到處都是賊。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賊”是根據陽明的說法,來破心中賊。我的理解“心中賊”就是一個私利、私欲的問題。為什么整個宋明理學家,都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為什么陽明說“靜時念念存天理滅人欲,動時念念存天理滅人欲”?所以我們大致可以認為:我們心中都有這個賊,就是私利私欲,只不過這個賊沒有顯露出來而已。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去破,破這個私欲。按照我的思考,這個“心中賊”如何破?首先是陽明的思想:即“知行合一”,繼承孔孟的思想弘揚儒家倫理,盡可能的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落實到實踐中。陽明以自己的經歷發現: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要從動機上著手。我自己體會陽明這個思想非常好,因為很簡單。如果我們是惡的動機,我們能夠抑制,不使它變為行,通俗講就是不使它對社會造成傷害,那當然很好了。如果這個念頭是善的,我們把它發揚光大,使它變成行,這也不是很好嗎?所以“破心中賊”,要實踐陽明的“知行合一”。這是一點。另一點我也覺得光從動機和念頭上解決問題,的確有很大意義,但也不能萬全依賴從念頭上解決一切問題。所以在“知行合一”基礎之上,要建立健康的社會制度,要有法律。

錢明教授:關于“心中賊”,對當下來講,就是對物欲的貪婪甚至掠奪,還有對權力的貪婪甚至掠奪。對陽明的思想、事功的評價問題我覺得很有意義。我總覺得從近代以來,革命黨人從他思想的角度是高舉陽明的旗幟的,因為很是贊同的。從事功的角度,穩定壓倒一切,這對執政黨來講也是需要的。共產黨在革命時代沒有提過陽明,到是蔣介石崇拜陽明的時候還處于執政地位。他崇拜陽明是從事功的角度,他要去“剿匪”,而且他“剿匪”的地方就是陽明剿匪的地方。這個不難理解。陽明復雜就復雜在這里。其實清代也是如此,我們總以為清代是崇尚程朱理學,對陽明心學是壓制的。其實對陽明的事功是區別開來的。陽明的“三不朽”中立功方面,清代從乾隆皇帝后都是肯定的,因為他是執政黨,打下天下以后要穩定。所以陽明的思想很難評價。其實我們現在講的陽明都是我們自己的陽明,當下的陽明,日本人、韓國人的陽明,都是根據自身的需要而言的,就是這么簡單。

洪秀平先生:我希望中國能恢復禮樂文化。情理法,能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強調法制。就像公交車和汽車在斑馬線禮讓行人的習慣,杭州成了全國各大城市學習的榜樣,很讓外地人稱道。但是如果杭州沒有在斑馬線上設置那么多攝像頭和與此相配套的扣分懲罰措施,杭州司機能還能做到嗎?不是所有的違章行為和禮讓行為都能通過攝像頭來監控懲罰。良好的駕車習慣需要培養。一些發達國家有良好的社會次序,公共場所大家很謙讓,彬彬有禮。泰國的經濟發展遠遠比不上中國,但是泰國人很懂禮貌,很有次序,馬路上聽不到喇叭聲,我想這可能跟他們的佛教信仰有關系。所以我想破心中賊需要教育,而山中賊就需要用法律手段,去管束。必須兩手一起抓,既要重視法律制度,杜絕漏洞,讓山中賊無法生存,做賊得不償失;另一方面,我們更要重視教育,從小培養良好的習慣,恢復禮樂文化,將我們的孩子培養成君子和淑女。讓“心中賊”的邪念無處生根。任重道遠,需要我們幾代人的努力。 

唐耀先生:在陽明文化園內,前來游覽的游客、專家都很多,有人提出過關于陽明征戰方面的負面色彩。我的解釋是:每個時代的價值判斷都是有差異的。但就今天而言,我們也是不能把陽明當時的行為固化在某個階層、時段和格局里面去講,那不是標準。而應該就他軍事生涯的本身去考量和評判。陽明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去平叛、剿匪等都是不可回避的,是保障民生的最大呈現,而且他的做法和一般的武將的做法是不一樣的,他采取重撫輕剿的方式,懲治首惡,勸誡從善,加強縣治等,是他文武合一的智慧展現。所以他的征戰事功,朝廷和地方百姓都是非常認同的。

主持人:我們都曾當過學生,我們大多數都為人師。我們都有過這樣一種體會:一門好的課程,時間過得很快。一門差的課程,度日如年。今天下午,我們遇到了優秀的老師,我們聆聽了一門精品課程。因此,兩個小時的時光就在不知不覺中從身邊溜走。人們常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今天下午,聽了這么多君子的話,可謂受益匪淺,需要回去慢慢消化。感謝企業家的蒞臨,感謝學者的點評,感謝各位代表、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下面我宣布:從“致良知”到“行良知”——陽明心學會講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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