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保ā墩撜Z·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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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斌副會長兼秘書長

 

看到華瑞兄有篇回憶師長的文章,也想跟題唱和。打開記憶,七年間的一幕幕掠過,印象最鮮明的竟是外校的一位老先生——西北民院李國香教授,即我班李汀同學的父親。

對李先生,我從未以老師稱呼,只叫李伯伯。而他之于我,也沒有正式上過一堂課。他對我,就是耳濡目染,身體感召,令我心曠神移,追隨有年。李伯伯想必也有視我為一弟子之意。2002年夏,我隨李汀一家赴武山祖居游,途中李深(李汀兄長)告我:你離蘭后,我老爸時常念起,說徐斌聰明,有學術理想,是個可造之材,可惜遠在杭州,難得再見。

漢代太學有太學生到校外拜鴻儒為師的習尚,王充的“師事扶風班彪”,即為自入“師門”。同時,民間的經館收徒分為“著錄弟子”和“及門弟子”。私意以為,我尊師于李伯伯,雖未得“著其名”,然得教殊多,自為“及門”,應可得先生笑納門墻??蓢@的是,這樣好的傳統教學方式,現實中已罕有遺痕了。

其實,我結識李伯伯早于認識李汀。1977年秋,我與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祖伯光采訪撥亂反正中的西北民院,分別訪談了三位老先生。研究格薩爾王傳的大家王沂暖先生,張口閉口如何重整隊伍,抓緊研究,對政治話題興趣不大;丁漢儒先生聲淚俱下地控訴“文革”,并憂心如焚:為害之烈,恐曠日持久。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像秋風掃落葉一般,蕩滌殆盡;中年一代,如麥芽剛要灌漿,遭一場寒霜,全部癟掉;年青的一代,還在育苗期,就澆灌以毒汁,問題更是在根子上了;最后一位李國香先生,慢條斯理地表示,現在“文革”結束,又重返講壇,是第二次解放,要盡老師的責任,把丟失的教學、科研損失補回來。我當時感覺,李先生的話與報紙上的內容差不多,似乎心頭仍存陰影,尚有后顧之憂。以后接觸深了,方知李伯伯于政治實在只有簡單的感覺,他的聰明才智全在語言學上。但他上大學時看過一名蘇聯外交官叛逃美國后寫的回憶錄,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內幕,深感恐懼,由此為自己立了規矩:“斯大林體制”下,政治上講話須小心,否則必挨整。這,讓他躲過了“右派”的厄運。

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隨李汀到家中拜訪時,卻見到了一個與采訪中完全不同的李伯伯。剛進大門就聽見書房傳出一陣驚雷滾地般的笑聲,感情奔放,大風大浪,酣暢淋瀝。我長這么大,還沒聽過如此痛快的笑聲。進屋一瞧,李伯伯正抱著一臺九吋黑白電視看得如醉如癡,屏幕上是當時流行的相聲與小品。過一會兒,又聽到李伯伯帶著鄉音的歌聲:“男子漢大丈夫就要當兵……”,“金鉤班、金鉤班,金鉤響叮鐺……”,搖頭晃腦,雙手還打著拍子,天真浪漫,一派孩童氣象。

這以后,我便常去李汀家,周末時有留宿。那陣一周單休,學習六天,我們都有睡個懶覺的毛病。周日清早,七點不到,就聽到李伯伯在屋門口大聲朗讀英語,一會又念拉丁語。我只好起床,李汀習慣于此,還想躺一會兒,但我們不出門,李伯伯便朗讀不止,且調門愈來愈高。李汀說,他自小到大,只要在家,天天如此。我問李伯伯,你每天早上都要念嗎?他說,我們學習外語的,在漢語環境中必須天天張嘴,時間不能少于一小時,否則語感就會退化。我當時正在為英語過關而頭痛,李伯伯的一席話令我瞠目結舌。他說,語言搞深了,都有相通的規律,日語和我的研究領域關系不大,否則我用半年時間就能掌握?,F在我把功夫放在突厥語上。

李伯伯西南聯大英語系畢業,新中國后專注于維吾爾文學研究,學習并掌握了與之相關的語言,法、德、俄、拉丁文、波斯語、突厥語等七八種之多,是國內未有出國留學經歷學者中掌握語種最多的學者之一。在他面前,我常會產生一種“怎么可能”的感覺。1980年暑假,我到桂林旅游,拜訪了李伯伯的西南聯大同窗、廣西師大教授賀祥麟,他說李國香是他一生中見到的最用功的人。當學生時,每天天不亮起床,點燃煤油燈,之后像一根釘子一樣釘在那里,直至深夜,除了三餐與方便。在學習精神上,李伯伯是我頭前永遠不滅的燈火。

每逢李汀下廚之際,便是我與李伯伯交談的時光。一次,李伯伯問過我的學業,即從桌上拿起他正在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先用英語念原文,再讀漢譯文句,反復比較兩者的韻味。那些漢譯句子真是美侖美奐,自然、生活而優雅,完全從內心深處流淌而出,給聽者天籟般的凈化與享受。我暢想,倘若莎翁用中文寫作,落筆的文字應該就是如此吧。盡管廚房中不時傳來夸張的“乒乓乓”聲,卻一點也干擾不到我的悅樂心境。

有一天剛進門,看到李伯伯坐在沙發上喘息,他說剛上三節課回來,年紀大了,感覺氣短身乏,不比當年了。休息片刻,他拿起了上課的講義給我看。記得題目是:維吾爾文學的發展脈絡。講義完全手寫,從每一個概念延伸、聯結,條理清晰,邏輯縝密,又通俗易懂,并附帶最新研究進展。我問李伯伯,維吾爾文學史是您一輩子的老本行,每次上課還重新準備?他說,自己的研究在進展,同行也有新觀點,有很多新的內容要補入、梳理。講課也是整理、深化研究思路,相輔相成的。這番話對我教育至深,我轉入大學當老師后,無論各類事務再忙,也要留出專門備課時間,并在內容中體現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學生很歡迎。這是李伯伯對我的恩惠。

畢業離蘭,便失去了如此刻骨銘心的師教,也再沒有遇到過李伯伯這樣讓我心靈震蕩的老師。尤為遺憾的是,因未及時得到消息,李伯伯突然發病去世,我也沒能送最后一程。但是,李伯伯會經常走進我的夢中,還是那爽朗的笑聲,優美的誦讀。我上現當代史課,講學術風范,文獻中自是離不開陳寅恪、梁思成、胡適、馬寅初、劉文典等先賢,若論我親身經歷的典范,往往講的就是李國香先生。

他們這一代人大都走了,失去的不僅僅是天才的學術頭腦,更有對學術文化那種融入生命的虔誠與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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